Yi Yang07/22/19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杨意谈心” 今天的文章从一件私事讲起。前两天我在朋友圈分享一个经历。 两岁多的孩子生病了。晚上临睡前，需要完成一系列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奖励入厕看五分钟动画，他哼哼道：“妈妈来，坐这里”，要我陪他看电视。我知道接下来也会要我陪他洗漱、读书，完成睡前所有仪式。可是我正逢例假，白天工作量又大，到这个点已经特别累了。先生告诉儿子：“妈妈累了要去睡觉，爸爸陪你。”“不要！我要妈妈。”“妈妈累了要去睡觉，爸爸陪你。”“不要！我要妈妈。”……几次来回未果，先生的风格开始彰显，他给儿子选——要么爸爸陪要么没人陪。孩子眼看着就抽抽着要哭了，而他一哭，先生一定会严格处理。 我心疼孩子正病着呢。“急中生智”是真的存在的。想都没想，我抓起孩子身边沙发上的游戏卡片，举着四张，“开开，选一张卡片送给妈妈，妈妈带着它睡觉，想着开开，等到明天早上，妈妈再把它还给开开，明天早上妈妈就和开开玩啦！”说也巧，孩子真的被这些情节吸引住了，眼泪变成了亮光，嘴角上扬着小小兴奋，眼睛盯着卡片，果断地抓了两张，“两个！”“给妈妈！”我开心地，兴高采烈，向他表达我的幸福感受！接着，孩子很自豪地赶快通治爸爸；“我给妈妈两个卡片啦！”这时，先生无缝切入，接管了。 很多朋友喜欢这篇小故事分享，她们好奇我的主意是怎么想出来的，用其中一位老同学的话说，“急中生智的理论背景是什么？” 朋友们提出的问题，一定要认真回答啊。所以我决定，一如既往地，通俗化、细致化，把“急中生智”后面的细腻的心理，铺开来讲一讲吧 🙂 01. 首先，我们在这个事件中的反应建立在一个大的前提上。那就是，对孩子的要求和哭闹，我们的解读是什么？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解读，而我们的解读直接关系到我们接下来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应对。我的解读是，他要和妈妈有联结感。 如果撇开孩子表现出来的哭闹，单单是一个孩子想要和妈妈有联结感，对此我们一般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会不会觉得可爱、温暖、温馨、宝贵？ 即使后来哭闹发生，但重点是，哭闹是因为想要和妈妈有联结感的需求或要求被告知不能实现才发生的，并不是无理取闹啊。 再者，即使后来发生了哭闹，也并不能一笔勾销之前的“想要和妈妈有联结感”的正向性啊。 既然我们在一个“真空的”无冲突无矛盾的情况下看到孩子想要和妈妈有联结感时我们会心生欢喜，那么为什么这份欢喜要因为孩子后来因着急而哭闹就我们也跟着着急地忘掉了呢？ 如果我们不忘，如果我们还是记着这份美好的感受（可爱、温暖、温馨、宝贵），如果我们还是记着孩子行为背后的这份需求（我是想和妈妈有联结），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行为，要做的，就是去恰当地回应这份需求。 02. 还是假设我们生活在“真空的”无冲突无矛盾的情况下，当你得知孩子对你有联结的需求，你会想要如何回应呢？ 多半，你的反应是：满足它啊。 好，那么就沿着这个思路。 所谓恰当地回应这份需求，首先是要去正向积极地肯定这份需求：这需求是美好的，我很开心你有这个需求和你对我有这个需求，我一定要满足它，让我来满足它。 接下来，我现在可以怎么来满足他想和我有联结的要求呢？ 他想到的方式是要我陪他，坐在他身边。而我此刻做不到，那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来联结呢？ 因此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商量一个方式，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满足这份需求。 03. […]
Month: September 2021
【转载】杨意｜“我想搭建一个天，帮他们看到彼此”
转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Beacon彼刻”人物专访 杨老师，代表了一类的心理从业者：细腻温暖，也坚韧理性；敬畏人性之复杂，也笃信人力之强大。在我们一个小时的采访中，她的眼神偶尔会略过一种无言的伤痛。在她过去数以万记的咨询小时数里，她目睹了生命的挣扎，也目送过生命的远行。而在这些接待的来访者中，中国留学生算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群体。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对于他们这个群体的标签，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异国他乡踽踽独行的他们背负过多少重量。 纽约时报一篇2017年的文章“中国‘空降孩子’” 提供了一些惊人的数据，十年来，中国大陆学生赴美读书的热潮已经涨了十倍。当这37万中国留学生“空降”美国时，他们中很多并未预期到，等待自己的除了美国梦以外还有很多无法逃避的现实。 在杨老师众多的来访者中，留学生大概占了一半。这些年轻的来访者形形色色，在他们的困惑中往往都有原生家庭的溯源和影子，但亲子关系却在很多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中处于缺席的状态。杨老师说“令我感到难受的是，我在咨询中往往感受不到亲子互动的存在”。这些孩子和父母的沟通断层了，而这道沟壑的形成有很多种可能性。从父母的角度来说，一种是漠不关心的父母，一种是无法以有效的方式去关心的父母；而从孩子角度来说，一种是回避的不去与父母沟通的孩子，一种是不知道该如何去说的孩子。 Lew说那份远隔重洋的期待压得他喘不过气。父母说着无所谓，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压迫却无处不在。“我渴望得到他们的喜爱和认同，我渴望证明我好得可以值回他们的投资，所以我开始报喜不报忧，我开始万事自己扛，我开始忘掉了我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为什么亲子关系在留学生的心理健康中变得尤为重要？用杨老师的话来说，现在留学生与早期留学生最大的不同就是“爸妈成金主”（参见杨老师公众号“孩子出国后”里的同名文章）。每个家长把孩子送出国的动机都很不同：或是带着自身未完成的情结，或是为了移民大计，或是为了在拼娃时争一份面子，又甚至是为自身的婚姻矛盾打掩护。但无论动机为何，从一开始，“出大钱”的爸妈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平衡的。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的话，“我们花那么多钱供你读书，不要这么矫情”! “爸妈花了这么多钱供我读书，我没有自己的选择”, “我用着父母的钱却不能出人头地，我觉得我很失败”。当父母给我们的经济支持中添加了他们自己的期待，亲子关系就成了留学生涯中一个隐形的结，一不小心就绊得鼻青脸肿。 Alice生长在一个还算开明有爱的家庭里，她和母亲的关系尤为密切。五年前来到美国开始本科学习，这些年她和母亲还保持着一周三次的视频频率。她不算对家报喜不报忧的那种孩子，相反，在迷茫无助的时候她第一个想要去求助的人是自己的母亲。大学毕业后她顺利的进入了理想的研究生院，但是自己对于学业、情感和未来规划的完美主义倾向让她会经常性的陷入焦虑情绪中。她出现频率最多的一句话是“觉得别人没有办法理解自己”，“我尝试过和妈妈诉说我的压力，虽然她会安慰我关心我，但是同时也会发出对我抗压能力的质疑。她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很幸福了，有着她们那个年代无法想象和拥有的物质条件和生存环境。她非常爱我，可是没有办法理解我”。 这是关于两代人之间的理解。当双方彼此处在不同的年代背景、文化氛围，且沟通也有地理距离的限制时，父母的安慰变得隔靴搔痒，而孩子们的情感也无法得到恰如其分的安顿。孩子们无法理解父母的不理解，父母也不知道该以一种什么方式去理解。就好比半山腰的人向山顶的人求援，可惜山顶之人眼环美景，忘记了曾经爬山的辛苦，也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就像杨老师在访谈中说的:“我的来访者中有很多的留学生，我有一种难过和一种渴望去帮助他们发声。我会有的时候坐在这个来访者的对面，然后他们讲这些话，我会发自内心的觉得如果他们的父母能听到这些话该有多好”。 留学生和父母之间微妙的不平等关系也让沟通变得更难。我们曾经在国内接受着儒学文化的熏陶，在加上多年的社会环境下的耳濡目染，让我们很难与父母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下进行沟通。国外的历练使很多孩子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去释放对于自我和生命的感悟，这种方式有别于父母的传统认知。但好在亲子的话题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父母只要有愿意去学习的心，就已经有了建立这座桥梁的基石。 那么咨询师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杨老师告诉我们，将错误归咎于任何一方都是不够理性的。“我想做一个桥梁，搭建起一个空间，一个足够大足够安全足够坚实的天，让双方可以自由地去表达。我并不是希望他们的关系一下子变得很亲近，而是在咨询过程中去感受他们双方然后指出我看到的但他们没有看到的，帮他们看到彼此”。 有一些心理从业者提到，在他们接触的留学生案例中，大多数都是病情严重到一定程度才会来就医，而对这些来访者来说，在咨询过程中父母的陪伴、支持、鼓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治疗的效果。对于有着根深蒂固病耻感的亚裔群体，咨询师们需要制定更为贴合的个人治疗计划。这个治疗计划中父母扮演的角色、他们需要作出的努力以及他们可以从咨询师们中得到的引导，都是我们需要继续去研究的课题。 杨老师说从她过去的案例中发现，环境中的正面反应有助于跨出寻求帮助的第一步。当身边的人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当朋友以一种接纳包容的态度去鼓励你走出舒适圈，当多元文化和学习经验给予你足够的能力和底气去接受触手可及的帮助，心理上的不适或许不用再由你一个人独自去承担。或许我们需要的是由咨询师、父母、周围的环境所形成的一个稳定且相互影响的支持系统。 父母虽然处在山顶，但这沿路的记忆定不会抹去。或许隔着光阴，他/她也能看到曾经那个或懵懂无助或坚定倔强的少年/少女，那背影也曾孤单和不被理解。 人潮汹涌，从不体谅年少。我们跌跌撞撞的前行，很多以为无法化解的东西，岁月终会将它化解，而我们能做的只有蛰伏于沉淀。
Edmond家长讲座：与孩子相处
05/10/19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杨意谈心” 2019年4月14日，受邀于Edmond中文学校，为家长和老师做讲座，主题是“与孩子相处”。 开场，借由一些问题把大家带入思考与感受的状态中：您喜欢您的孩子吗？您的孩子喜欢您吗？您希望您的孩子喜欢您吗？您希望孩子听您的吗？您觉得孩子喜欢你时更容易听你的，还是不喜欢你时更容易听你的？…… 我们是否体会到： 其实，人和人到最后是一场相处。 接下来，结合不同的案例，分别展开来谈： 如何与孩子相处？ 如何与小孩子相处？ 如何与青春期孩子相处？ 如何与有抑郁症状的孩子相处？ 以及父母如何与自己内心对孩子的期待相处？ 时间快到了的时候，大家希望可能的话就继续讲下去，于是一个一小时的讲座变成了两个小时。有一些家长们接了孩子之后再回来听。不论是主讲人还是听众，大家都有很多实际例子，和实际操作中的体会。互动热烈。意犹未尽。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心理论坛：留学生心理健康专题讲座
04/17/19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杨意谈心” 3月30日，第一届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心理论坛在哥大教育学院顺利召开。这个为期一天的论坛探讨了包括“心理与新媒体”、“心理咨询行业洞察”、“心理测量与评估”、“心理学人的一万种可能”和“留学生心理健康”等多个心理学热门话题，并吸引了众多著名高校学生和学者到访。 由杨意（杨麒桢）博士主讲的留学生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吸引了包括学生、家长、学校管理层人员等不同群体的观众。不仅整个教室坐满了，最夸张的是，一场原计划45分钟的讲座，居然演变成了3个小时的深度分享和热烈讨论。 （讲座现场） 该讲座探讨了为什么要对留学生心理健康进行特别关注，他们心理健康的现状如何，寻求心理帮助时经常面临哪些困难，以及留学生如何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等。这些都是杨博士提前了解到的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首先，留学生心理健康值得特别关注的点在于他们在留学生活中会经历很多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包括文化隔阂、社交中的障碍与孤独、在生活中使用第二语言带来的焦虑、学业压力、与老师校方互动中的困难、对未来职业规划的迷茫、原生家庭关系中的矛盾、建立认同感过程中的挑战，等等。这些围绕着留学生身边大大小小的问题，若得不到及时妥善的疏导，最终会导致焦虑和抑郁的产生。据统计，在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29%有过焦虑症状，45%有过抑郁症状。这些在心理健康上需要帮助的学生，是否能够顺利得到帮助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使这些学生愿意寻求心理咨询帮助，他们依然面临着来自家长的不理解和学校及社区心理疏导资源的短缺问题。那么当外界资源有限甚至无法获得心理帮助时，我们又应该采取什么方法进行心理调节呢。杨意博士结合案例详细展开自救的方法。比如，对于处理完美主义倾向下的焦虑和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抑郁，第一步要觉察到“此刻我在焦虑”以及“此刻我焦虑的内容是什么”，第二步要认识到自己习惯性的认知偏差。第三步用更有适应性的思维来取代认知偏差。 专题讲座结束后，杨博士和部分观众进行了圆桌讨论。在该环节中，讲座中涉及的重点问题得到了更深入的探讨。首先，近些年来，随着国内赴美留学人数不断的增加，我们观察到有低龄化趋势。这导致现在出国的低龄小小留学生相比于较早几年出国的大龄留学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挑战。举例说明，如何处理和住家的关系？思维方式变化引发难以和国内父母沟通怎么办？另外，大龄留学生普遍会遭遇的问题在这些低龄学生身上依然存在，包括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美国本土的差异。杨博士在讲座里概括到：“当今留学生面临的困难是非常立体的，渗透在生活的每个细节。” 据统计，2018年，全中国的出国留学人数已经超过66万（如果没有概念，参照2018波士顿总人口是69万）。留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经从个体，上升到了社会层面。从学生和家长入手，提高群体的心理健康意识及相关知识是解决上面列举出的问题的重要一步。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轨迹不可逆更不可预见。这样的特质造成了留学生心理问题泛滥、相关心理服务匮乏的现状。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并且最大化的帮助身边的人，这样一来，10年或20年以后我们的孩子才不会因为相同的问题而挣扎而感到痛苦。 (杨意博士与论坛主办方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